为了及时报道大会情况，扩大和发展大会成果，罗亦农接连写了几篇通讯。在《今年五一广州之两大盛举》②一文中，他详细介绍了会议的盛况，高度评价了这次“十万以上工农兵大示威和空前未有的工农代表联席会议”。他写道： “工农兵三种被压迫的群众，同在一起向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游行示威，不仅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有更大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运动积极爆发的表征和中国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谋达到自己完全解放，实行大团结的朕兆。”他还说： “工农联合是革命成功和维持革命胜利的保障，只要不是丧心病狂的人，当然异常明了。”文章谴责了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对工农运动的攻击，然后强调指出： “那一班神经过敏的人和帝国主义者走狗必定又要说，广州是莫斯科第二，赤化了。其实，这不过是积年被压迫的工农群众觉悟起来，知道要有组织、要团结的第一步表现。被压迫的中国工农群众和青年军人，你们若能真造成广州为莫斯科第二，使他 ‘赤化’ ，就是被一班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咒骂也是应当的，这是你们目前的历史使命。”在另一篇《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之始末》的文章里，他还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如“工人阶级不根本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便不能完全解放自己”，“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找他的同盟者”，进行“工农联合”等等。
这一期间，罗亦农还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为揭露其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共同策划暗杀廖仲恺先生的大阴谋，他写下了 《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府》③一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廖仲恺遇刺的原因，痛斥了国民党右派、国民党中的反动军阀、失意政客和香港的帝国主义政府。根据这一事件，文章特别强调了肃清反革命的重要性，得出了三点结论： 第一，廖先生不是简单的个人的死。他的死，把中国革命运动推向了紧急时期，革命派若不趁此机会肃清反革命派，必将会有第二次更凶险的事变发生。第二，广州问题并不是共产与反共的问题，而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所谓反共的口号，在反动军阀、无聊政客、卖国的买办一方面说，是他们想割据地盘，达到做官的欲望和保障发展买办阶级力量的假面具; 在帝国主义者一方面说，是香港政府企图维持和发展他们在南方的势力，消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大阴谋。第三，国民党右派总是反革命的，右派不根本肃清，国民党不能负引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群众实行国民革命的任务。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曾引起强烈的反响，对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八月六日，罗亦农由地下交通员带至汉口三教街四十一号怡和新房，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七”会议。会上，罗亦农和大家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等人的投降主义错误，热烈地讨论了土地革命问题，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意见。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选出了瞿秋白、李维汉、罗亦农等九人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斗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转变。罗亦农坚决贯彻了这一总方针，他要求省委全体负责同志，把工作着重点摆在积极准备秋收时期的农民武装起义上。他还建议挑选一批得力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到农村去组织领导农民斗争。在罗亦农的主持下，省委制定了“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对于暴动的策略、方式、组织措施等，都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并决定将全省划为武汉、鄂东、鄂南、京汉路、鄂北、鄂中、鄂西等七个工作区域，各区组织特别委员会，在省委的统一指挥下，组织和领导农民举行暴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打击土豪劣绅复起的凶焰。
同年十一月在上海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罗亦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局主任。年底，他离开了武汉前往上海。当时，由于他在上海的名声很高，一直被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当局以万元巨款悬赏追捕①，所以，特务、暗探、叛徒、巡捕，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着他的踪迹。但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勇敢机智地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继续不辞劳碌地奔波着。
第二天，许多中、外报纸都刊登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充满了所谓“首要已擒，共祸可熄”之类的狂叫。四月十八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把罗亦农押送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陆军监狱署。敌警备司令钱大钧，一面电告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一面布置敌军法处长裘某出马进行审问，但连续审问三次，却未能得到半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①。四月二十日，蒋介石回电，命将罗亦农“就地处决”。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上海龙华刑场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如临大敌。罗亦农穿着整齐的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在敌警备司令派来的特务营一个排的押解下，从容步入刑场，英勇就义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