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段祺瑞,援助孙中山,施恩蒋介石,结交杜月笙,虞洽卿左右逢源,交友上至军政首脑,下至流氓大亨。他曾经在辛亥革命中,携巨款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和平光复苏州;也曾经联络江浙财团暗中支持蒋介石,发动政变。虞洽卿曾经总结道:“做人要有两幅面孔。”

一个商人的重要特质在于,发现机会与利用资源。彼时的中国航运,正在等待一个夹缝中看见机会的人。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江海资源的国度,康熙二十三年取消海禁后,木船运输急速增长,沿海沿江地区贸易日渐昌盛。但当古老帝国的破败木船,遇到外国资本的崭新火轮时,脆弱的平衡被打破。太古、怡和等外资公司的船只川流不息地往来于大江南北,一度占据中国航运业的90%。

为了对抗外国资本,官办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成立,国内航运逐渐形成了太古、怡和、招商局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家时而激烈商战,时而合谋提价。

中国经济逐渐走出小农社会的封闭状态后,贸易连年增长,三大巨头无法满足飞速增长的货运需求。虞洽卿看准了航运业里的巨大商机,决定投身其中。他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先后买入宁绍轮和甬兴轮,于1908年成立“宁绍轮船公司”,开始时只是走宁波到上海的航线。

1913年虞洽卿又设立“三北轮船公司”,自此拉开了他航运帝国的序幕。

航运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行业,从古至今皆是如此。不论造新船还是买旧轮,耗资甚巨。但若想在竞争中盈利,船队规模极其重要。只要船队规模大,船只调度灵活就可快速占据市场。为了快速扩张船队,船运公司会通过以船抵押借贷的方式实现“船生船”。因此,航运业天生与高负债率如影随形。

虞洽卿天赋过人,一入行便掌握了行业精髓。早在1908年,他便与宁波帮商人共同成立了四明银行。三北公司成立之后,虞洽卿将购买的旧船粉饰一新,抵押给四明银行,套出比买价更多的资金来继续买船,最后船越买越多。这种“金融+产业”联动的高杠杆模式,日后会被无数中国企业家复制。

除了借力金融,还有天时配合。三北成立的第二年,就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商势力缩回到欧洲本土,三北发展遇到了难得的窗口期。战争动乱时期国内物资需求旺盛,船只往往供不应求。航运作为典型的需求主导型行业,外部需求强烈促使船商扩大运力,增加船只以占据市场。

虞洽卿随即扩大业务范围,1916年开办鸿升码头堆栈公司,积累码头仓储资源。1918年筹资购买鸿安商轮中的英资部分,将其改组为华资企业,实现船队的快速扩张。逐渐的,三北的航线从沪甬线扩展到长江线,再扩展至北洋线和南洋线,后期又开辟远洋航线,晋身为航运集团。

一战结束后,国内航运竞争加剧。最困难的时期,虞洽卿动用多年以来在官场和商场上积累的资源,争取到了北洋政府的支持。拿到大量津贴和低息贷款。他改善航运经营策略,淘汰旧轮添置新轮,到1921年,三北共有船舶21艘,2万多总吨位,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民营航运企业[2]。

1930年,在国民政府的特许下,三北一方面通过发行债券募资扩大规模,另一方面又承接军需运输业务,垄断给三北带来了巨额暴利。到抗战前夕,三北业务遍布全国20多个港口城市,甚至扩展至东南亚,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总吨位达9万多吨,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七分之一。

对于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的中国航运行业来说,逐步瓦解的小农经济带来的货运的需求,而变化无端的政局又影响了货运的供给,这给了虞洽卿这种“红顶商人”大手腾挪的广阔天地。市场化的“行业周期”这个词,对当时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的航运业来说还很陌生。

当虞老板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时,他的宁波老乡陈顺通还不知道等待他未来命运的是什么。

陈顺通

2. 救亡

宁波鄞县人陈顺通出生于1897年,比虞洽卿足足年轻了30岁。来到上海后,吃海长大的他在一家轮船公司谋了份船员的生计。工作上勤勤恳恳,忙前跑后,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老百姓,待人接物上都尽心诚恳,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赏识,陈顺通便追随其投身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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