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不去台湾的内情:蒋介石拿我当夜壶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这一形象比喻,既是这位大亨对蒋介石的泄怨,又是失宠后凄楚处境的哀叹。

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他把这一想法透给了军统局长戴笠。戴笠心领神会,转达给蒋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带着一帮随从,前呼后拥兴冲冲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传来千真万确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原来是蒋介石对杜月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于是组织门徒大张旗鼓活动,摆出种种理由宣扬议长一职非杜月笙莫属,又不惜大把花钱拉票。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这对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顶,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奈何作了识时务的"俊杰",在选举结果他当选议长后,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重大,本人为多病之人,不能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多请原谅,再予改选。"主持选举大会的市长吴国桢立即表示接受听从本意,另行重选。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杜月笙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战役结束,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开始谋虑去从。为退路办了三件事:卖了杜美路上的一处公馆,得款60万美元;改任意挥霍为量入支出,裁减雇员,紧缩开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准备购买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蒋介石请去南京,对他说:"上海看来是难以守住的了,杜先生应有所准备,必要时携家小去台湾,协助党国共图复兴大业。"

杜月笙似乎料到蒋介石的这番"关心",爽快地说:"我是准备放弃上海以后的退步了。"

蒋介石曾听说,中共方面委托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他无论如何不愿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便以告诫的口吻加了几句:"杜先生与中央合作有年,民国16年清党时,为铲除共党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与共党结怨甚深。共党是讲阶级讲斗争的,他们决不会放过你,切不可有丝毫的侥幸,以早日去台湾最好。"

杜月笙的话仍是半明半暗:"总裁放心,我对共产党绝无侥幸之心。"蒋介石听了当然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但蒋并不就此罢休,还要设法争取,把杜月笙逼去台湾。

对于去留与去向,杜月笙早有盘算权衡。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断反共20余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杀了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众多共产党人,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至于去哪里呢?与蒋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台湾,还不是寄人篱下?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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