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他到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讲学。讲学内容后来整理出版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界颇为流行。当时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整体上还继承着“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沉浸在对现代性的仰望中。杰姆逊教授带来的“后现代”诸种理论,突然将现代性及其诸位大师挤到思想史的边缘,福柯、格雷马斯、哈桑、拉康等等一大批后现代理论家占据了前台。此时,中国学者蓦然意识到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已经今非昔比,都变成了“后”的天下,杰姆逊由此也成为把后现代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大陆的“启蒙”人物,备受推崇。

2002年7月28日上午,杰姆逊再来中国,精神矍铄地登上华东师范大学的讲台,为上海学者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然而,杰姆逊2002年之夏带到上海来的“现代性的幽灵”,却没有当年的飓风式效应,反而引起了不少批评。杰姆逊讲演之后,长期研究后现代文化问题的中国学者王岳川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撰文批评杰姆逊“终于将立场移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上,认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无意识领域广泛传播他们的殖民话语意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无条件地被动接受。”与王岳川观点类似的文章接连问世,而为杰姆逊“正名”的声音也同样响亮。尤其是杰姆逊的中国门生张旭东专门给《社会科学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参与讨论的人士以文本为根据,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读和空论”,并提醒“这是任何严肃讨论的底线”。


杰姆逊 可能工作过的组织/机构/部门/团队:


杰姆逊 可能工作过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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