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家谱
奥古斯特· 桑德选了威斯特伍德这个乡村做为研究的对象，他曾如此回忆： “这些人们，从小我就熟悉他们的生活，……因此一开始时，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一种相同的典型。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 这种以一个特定的地方，来做为自己记录一个时代的特质的方式，很是有效。他们同在一块土地上，说同一种方言，有着同样的习俗、信仰。自然就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原型。桑德尽量在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当中，抓住同一血源的内涵。他在不同的脸孔、异样的眼神、差别的姿势和互异的裁切构图当中，都表现了日耳曼民族的骄傲、倔强、严肃、不轻易放松自己的同一品性。他们都背负着同样的传统包袱、在压力下有着同样深沉的忧郁。
他的工作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被召回军队的桑德也尝到了战败的 苦果。战后，他的摄影棚被急需身份证的人们所挤满，最后他干脆叫一大堆人排在一块，拍成团体照，再一个人头一个人头剪下来成为个人照。这种方式养成他日后很喜欢表现群体人物的习惯。众所周知，两个人以上的照片最难拍了。因为很难从不同个性的对象中，组合出新的意义来。然而桑德的多人照片里，却传达出“族群”的新涵意。桑德所拍的个人照片几乎都有一种“我是民族的一份子，不只是个人而已”的意味，而他多人的照片更是加强这种“人类族谱”的特质，明确表白着“我们是这时代的一份子，而非只是哥儿俩”的境界。
为二十世纪做见证
等为身份证而来的人潮消退之后，桑德的照相馆生意才回复到正常的节拍，他开始感受到德国战后新兴艺术潮流的冲击，也结识了同年代优秀的文学艺术家，成为 现代艺术萌芽期的热情支持者，并和画家斯威特成为终身好友。斯威特努力地劝服桑德放弃有油画味道的凹凸布纹放大纸和放大之后的上脂处理，以摆脱模仿绘画的趣味。桑德接受好友的建议，开始试验新的放大方法，用最简单的平光相纸，把底片原有的细节一一再现，没有原先模糊化的浪漫效果。这样一来，他的作品中的脸孔更贴切的反映出人物的真实性格。从此桑德的信心大增，着手另一项更庞大的计划，以“二十世纪的人”(man of the 20th century)为主题，进行系列性的摄影工作。
不幸的是，三十年代，桑德的儿子艾力克(erich)，因为活跃于社会主义及反纳粹政府的活动而被捕入狱，并于一九四四年死于集中营；纳粹党人也开始搜索市面上的《时代的脸孔》一书及家中的底片，将之烧毁。这场风暴逼使桑德躲在威斯特伍德，他的一些底片也因存放在乡下而得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试着将底片理出脉络来，然而大半不是损坏就是毁掉了。因此《二十世纪的人》这本巨著始终不能出版。只有在他的专集中以小单元的形式出现。尽管这样，桑德依旧是二十世纪的见证者，评论家赫兹这么写到：“桑德成为威玛共和国(welmar republic)的 编年史，横夸威廉大帝(wilhelm)的没落和希特勒的升起。那段日子的德国在矛盾的激情中沸腾，是一块梦想和梦愿，希望和堕落交替出现的土地。令人兴各的早期政治自由气氛，慢慢地转变成极权带来的厄运。桑德平静地观看，他的相机不带热情地追寻德国人的心路历程……当我们在那失去的岁月搜寻那些脸孔时，我们惊恽地看到自己的反射。”
冷静和诚实正是桑德洞察力的主要因素，他从不去捏造对象，他所努力的就是：要使自己的同胞，能在 脸孔上焕发出民族的血源，而不去故意使别人看起来有特别的意识形态。他曾对孙子吉尔德——一个摄影家及艺术馆长这么表示：“我从不让一个人看起来不好，他们自己表现自己。照片就是你的 镜子，就是你。”
社会评价
我们可以了解，桑德把对别人的尊敬，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原则——诚实。唯有如此，这些人物才会呈现出人类相同的品质，才会是整个时代的脸孔。反观国内的某些摄影工作者，经常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加于对象当中，我们从一些照片中很明显地可以感觉到对方是多么嫌恶被摄影者任意攫夺。这样的作品，被作者自己解释成现代人在空虚生活中的愤怒表现，是强词夺理的。唯有对象真确的在表现生活压力的情景，才会使作品掌握到那种力量。摄影需要诚实的对人对己，才会成为时代生活的见证工具。 这种照片才是 镜子，才是你我，才是人类族谱大相簿里的一帧帧 人像。
人物名言
我从不让一个人看起来不好，他们自己表现自己。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
——奥古斯特·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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