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汪堃仁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他学习勤奋，无论课堂听课、实验操作和课后作业，都非常认真。还常到图书馆博览群书，搜集中外文参考资料，刻苦钻研。在生物系学习4年，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此外，还挤时间选学了化学系、英文系的一些课程。这些都为他以后的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汪堃仁为人温良敦厚，虚怀若谷，人们多愿与他接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长驱直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汪堃仁决定离开协和医学院到已迁往陕西城固的北京师范大学去。1939年5月，汪堃仁筹借川资，携带妻子和两个幼女从北平取道海上，经香港、越南，再经云、贵、川，历时4个多月，行程万余里，终于在1939年9月到达陕西。此时北京师范大学已改名为西北师范学院。由于汪堃仁教学成绩突出，被越级晋升为副教授，不久又被提升为教授。1946年北京师范大学复校，汪堃仁随校迁回北平。
汪堃仁回国后，继续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2年任生物系系主任。1953-1958年兼任中央卫生研究院病理系研究员及病理研究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汪堃仁深受鼓舞。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他一方面认真搞好教学和科学研究，同时又挑起了行政工作的重担，满腔热情地、夜以继日地工作，受到师生的爱戴。
“文化大革命”中汪堃仁受到冲击，教学、科研无法进行，申请离开北京师范大学。1976年调到北京肿瘤研究所，任研究员、细胞生物学室主任、副所长，决心为防癌、治癌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0年被调回北京师范大学，继续任生物系教授及系主任，先后兼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教师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及生物学科评审组组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1-1986年当选为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1987年先后两次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从1983 年起，汪堃仁不再担任系的行政职务，任生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9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除“文化大革命”10年外，从1952年至1983年汪堃仁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系主任。作为一位教育家，他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在学校支持和他的筹划下，生物系率先办起了动物学、农业基础和生理学等3个研究班，以后按照国家规定又不断扩大招收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汪堃仁认为，要办好一所学校、一个系，不仅要有坚强的领导，还需要有一批好的教师；不仅要开好基础课，还要开好一系列的选修课；不仅要注意课堂教学，还要注意实验实习。他常为一些课程的教学质量低而焦虑，他说：“办学校一切要为同学着想，同学一辈子就听一次这门课，讲不好影响人家一生”。他常亲自出马聘请著名的教授、专家来系讲课，还筹划开设一些新课程，同时又选派一些年轻有为的教师出国深造，为生物系的未来培养骨干力量。他认为在职教师要提高学术水平，除了刻苦钻研业务外，还必须坚持搞科学研究。在他的提倡下，生物系的教师搞科学研究已蔚然成风，成果累累。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为生物系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汪堃仁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委员、校务委员会和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对学校的办学方法、教学质量的提高、青年教师的培养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等重大问题十分关心，他不顾业务繁忙，总是按时参加会议，并积极为办好学校献计献策。他认为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重点学校，应办出自己的特色。它不仅负有培养优秀中学教师的任务，还应为高等师范院校培养高质量的师资，为此就应努力创造条件，逐步扩大招收研究生。他认为师范大学不仅要强调师范性，而且要重视学术水平的提高。要大力开展科研工作，学术水平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才有保证。汪堃仁身为教授、科学家、学部委员和人大代表，十分关心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事业，曾一再撰文呼吁社会要重视生物科学教育和造就人才，并在全国和市人代会上就中国教育事业和生物科学的发展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1990年5月，他又在生物学部的领导下，与另一位学部委员裘维蕃教授共同牵头组成咨询组，就加强中学生物学教学问题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研究，1992年上半年已写出专题报告并在报刊上发表，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和广大中学生物教师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