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涂治遭到了残酷迫害，被监禁隔离，失去了自由。不仅精神、肉体受到极大的摧残折磨，连他毕生购藏的图书，撰写、翻译的文稿，也丧失殆尽。直到1973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过问，才恢复了自由。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使他青春焕发，他说：“党给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我要为党再干十年”。这时，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有的同志劝他说：“你英文、俄文都好，还懂法文、德文，年岁这样大了，还是到北京去做点翻译工作吧，不要管那些行政事务了”。他说：“这要看党的决定，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那里”。以后，自治区党委为了减轻他的劳累，只安排他担任新疆农业科学院革委会主任、院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但他重新工作后，更加珍惜时间，早上班，晚下班，连星期天和晚上也在看文件、写材料。1974年，73岁高龄的涂治带领新疆10余名代表到湖南华容县，参加全国四级农科网经验交流会。
涂治后半生职务很多，除上述已提到的以外，他还先后被选为自治区党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委员、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新疆生产兵团党委委员；他还担任了自治区科委副主任（赛福鼎主席兼主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包尔汉兼院长）、自治区科协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新疆分会主席，以及几种全国性学报刊物的编委或顾问等20多个社会职务。他的工作异常繁忙，他对每项工作无论是本职或兼职都很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年中他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忙于开会，但无论到哪一个单位去开会，他都要准备好发言提纲；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离家远近，都是提前或准时出席，从不迟到；无论到哪个单位去上班，中午从不回家休息，都是自带干粮在办公室边吃边处理公务。他看材料、批文件以及为报刊审稿都非常仔细认真。无论工作怎么忙，怎么疲劳，每周一次的党组织生活会，他照例准时参加。
1975年，涂治出席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次聆听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抱病坚持“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使他受到极大的感动和鼓舞。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他更加忘我的抓紧工作，不顾自己年迈腿痛，为了摸清冬小麦冻害情况，他从乌鲁木齐一直到伊犁，在700多千米的乌伊公路沿线，亲自调查各公社、农场的冬小麦冻害情况，经过分析总结，提出了四项有效的防冻措施。为了迎接中国北方10个省区的农田防护林会议在新疆召开，他长途跋涉，赶到喀什去参加会议，并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莎车去参观防护林营造情况。返回时，他又拒绝了大家的一再劝说，坚持不坐飞机，要乘汽车，沿途到7个地、县农科所、试验站和农村基点，去看望坚持在生产、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们。为了支持自治区党委提出的要打好农业生产翻身仗的号召，他亲自动手，写了《关于自治区打好农业生产翻身仗的几点意见》一文，送交自治区党委。这篇文章是他在疆工作近40年，研究发展新疆农林牧业生产的一个科学总结。新疆日报曾经再次刊登了他的这篇极其宝贵的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