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方法和乾嘉考据一样，都比较注重微观研究。胡适曾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0]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重微观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水经注》的考证，贡献颇丰。胡晓先生在《胡适中国改革思想述评》中写道：“今天的新方法论虽然很多，但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适的红学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话小说考证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经注、禅宗，道教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方法的结晶。”[31]有的学者就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只是适合微观研究，不适合综合宏观研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胡适在考证中做工的工作比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据学派的后尘，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实验主义》、《新文学的建理论》、《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无一不是宏观研究力作，不能因为他最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文学界通史的写作，就证明他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证明他的方法发现不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方法的指导才使他在宏观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朱文华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认为，胡适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论著综合起来，实际上“其本轮廓和线索勾勒出来了，主要的见解也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