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意味着竞争激烈。
“出人头地。”这是编剧郑佳初到北京时最强烈的想法。201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系统学习编剧知识，新鲜感扑面而来。2019年初没有活儿的时候，早上6点钟起床，乘坐地铁6号线辗转到北京电影学院听老师早上8点的课。
但当郑佳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后，北京的狭小性开始以各种平凡方式击碎她对这座城的美好想象。
刷朋友圈时，发现一个好友动态评论区，出现了好几个本以为单线联系的同行；给一篇微信文章点“在看”，没过一会儿，微信看一看那栏多了一个红点，点开发现一堆并未谋面的共同好友在看同一篇文章；参加一个陌生人饭局，自我介绍时，原来大家在微信上全是好友，在相互不告知对方的情况下，共同出现在饭局上；接受媒体访谈时，聊起天来，发现采访自己的记者就住在离自己不远的地跌上一站。她最初的憧憬和美好想象，在日复一日和循规蹈矩的生活节奏中被磨平。
郑佳身上展现着一个传统的闯荡故事：从普通城市（合肥）到顶级城市（北京）求学、工作和生存，个人能力和作品质量快速提升，获得同行认可，接触到大城市社会资源，看到这座城市最勃勃生机的一面。
但也有很多故事提供的经验让她绕道而行、望而却步。
郑佳曾考虑过进入影视公司，成为签约编剧，但自由惯了，担心影视公司的条条框框牵绊她。另一个事实更残酷，“我说句实话，北京有太多北大、清华、北电、中戏、中传毕业的人了，所有人进入一家影视公司都要从底下往上走，想出头其实特别困难。”如果进入影视公司，她就得完全承认职场达尔文法则，接受一套放弃适当自由的职业规则。
北京很大，大家各忙各的，且脚步很快。用郑佳的话来说，“北京是一座很冷漠的城市，太多人有梦想了，太多人有实力了，你怎么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呢？”
郑佳选择往独立编剧路上发展。她接过最高的一个剧本项目是15万。2019年，她接了两个项目，按照计划，接下来有一个剧本要开拍。这条路径不好走，除了个人实力，也很靠人脉资源。
报告显示，作为行业资历不深的青年编剧，有七成受访者都是经由老师或朋友的介绍来获得项目机会的。要想只靠作品说话，难度似乎高了一些。除了主动投稿、自我展示，行业“关系”和“人脉”是青年编剧接触项目不可或缺的渠道。
编剧行业很小，这意味着它就是个江湖，江湖讲究派系资源。一旦一个学院派编剧毕业，同校老师、学长、学姐，都会成为他在行业打拼的重要资源。
图片来自《2019-2020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
“没有公开的平台让你去抢单，你有没有活儿就看这些，小团体非常重要。”陆一珞说。
编剧是邀约生产机制，如果甲方制作机构停止工作，编剧就没有合约。编剧汪海林在央视电影频道“今日影评”中说，他认识的一些青年编剧已经交不上房租了。除了行业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缺乏资源导致的。但对拥有不错资源的编剧而言，并不是说所有资源都能给他们带来良好的合作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