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这个职业，总让人在敬畏之余有点距离感。尤其是女法官，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高冷严肃的代表。今天，3位上海女法官，将用她们各具风格的故事，带你重新定义真实、可爱、专业的法院人。
李 岳：用脚步丈量理想的距离
闵行法院——李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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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GAN：
志无休者，虽难必易；
行不止者，虽远必臻。
沈阳到上海：2107公里
我出生在辽宁沈阳，是一座大开大合的城市。夏有凉风，秋有澄空，冬有霁雪，唯有春天稍纵即逝，特别是融雪时特有的冷，总让人误以为是冬天泥泞的尾巴。那个时候，时光总是望不到头的，甚至懵懂到不会抬头望一望时光。我并没有预感到自己很快会与故乡作别，学习、学习、学习占据了绝大部分时光，但我相信，自己性格中的要强，甚至有一点逞强，都是这片土地所赋予的底色。像基因一样准确，但有时并不作显性的表达。
1994年，小学毕业那年，父亲应征特招入伍，我们举家迁往上海。当年沈阳到上海的特快29小时，普快36小时，实在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一下火车，湿润扑面而来，周围是陌生又圆和的口音。那时的上海尚未被称作魔都，或者说，魔都这个旧时的称谓还没有重新流行起来。她五光十色，但并不光怪陆离。在上海安家，扎根，住进部队大院，清晨伴着起床号醒来，夜里伴着熄灯号睡去。时间，重又流动起来。
文学到法学：一座城市对角线的距离
转学同济中学，保送杨浦高级中学，保送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三所学校以五角场为圆心，划了个半径不到10分钟的圆圈。初到上海的10年，就在这10分钟的圆圈里兜兜转转地度过了。
大学就读的文科基地班，全称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班。主修课程从诗骚李杜到明清小说，从中外通史到历史地理，从两希文明到马克思主义，各有各的天地，各有各的经纬。业余时间，我开始做校报《复旦青年》的编辑、副主编，主持副刊的编辑工作。说是副主编，做的基本上是约稿、催稿、校清样、出菲林的体力活。
2004年，我决定报考法学专业研究生，回炉重造。2005年，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成功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在民商法逻辑严密、结构清晰的知识体系中，终于找到一种思维确定性的栖居。
从五角场到东川路，地铁还没有贯通。最方便的交通方式是坐复旦的校车，从邯郸校区到枫林校区，再换交大的校车，从徐汇校区到闵行校区。这段路程，就像从人文学科迁徙到法学专业的过程一样曲折。
读研期间，常常苦于法学基础的先天不足。幸得韩长印教授、其木提副教授几位恩师授业传道，引路前行，方得初窥门径，渐有所得。学业的进境就像年轮的生长，进一寸有一寸的印记，历历可见。毕业时，获评上海市优秀毕业生，让我多了一些继续以法律为职业的勇气。
书记员到法官：找一盏灯的时间
2008年，我初到闵行法院，被分配到民五庭（房地产审判庭）任书记员。当时归档的最后一步是在卷宗的装订线上贴封纸。我一直特别喜欢这个步骤，或说是仪式。窄窄一条封纸，被薄薄一层浆糊浸得透明，附于装订线上，慢慢风干，这意味着一审程序最终尘埃落定。裁判可以被评价，甚至可能被改变，但形成裁判的过程，已经永远凝固在时空之中，不为所动。它告诫我，对它所封存的一切，当慎之又慎。
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坐得住”中，我学习着做一名法官的形与神。
2011年，我调入行政庭任助理审判员。2015年，以试点法院首批法官入额遴选第一名的成绩入额，调入审监庭任审判员。每次都是新的部门、新的审判领域，但事后观来，这样的调动往往是能力和岗位匹配的最优解，自己只是囿于“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不能理解其中的良苦用心。
行政案件和审监案件有一些共通的特点，比如案子“难搞”，当事人“难缠”。随着办案日久，除了正式开庭，我坚持跟每一位当事人坐下来聊一聊，我慢慢理解，那些看起来“难缠”的当事人，其实是将小半辈子的悲喜都“缠”进了案子，希望法律能为他们开解。
一对老夫妻拿着9000元现金来履行调解协议时说：“李法官，案子是我们老两口搞出来的，实在不敢跟子女开口，怕他们埋怨。这9000块是事先问几个老姐妹借了一点，我们凑了一点，一时真拿不出更多了，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这对老夫妻背影已经有些佝偻，我知道，他们还在为80多岁的失智老母亲如何养老而发愁，他们总想自己多做一点，不要给子女添忧。分别时，老先生说：“我们这辈子苦惯了，不过风物长宜放眼量，你说是不是啊，姑娘。”
“结合工作，谈谈何谓公平正义。”入额遴选面试时，主考官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