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我读书蛮早,17岁上的大学。觉得一定会考上,因为考过年级第一嘛,但高考偏偏考得不好,其次志愿填得也不好。99年那年正好复旦是“3+1”,北大清华都是“3+2”——那几年广东曾经采用这种特殊考制。

像我这样的懒人,觉得少考一门总归是好事,觉得复旦“3+1”是天意,太适合我了。而且对我影响很大的高中物理老师,是文革前的复旦物理系高材生,身上有一种智慧之光……有幸上他的课,是让我从中不溜变成年级第一的主要原因。他女儿也在我前一年考上复旦大学物理系,是那年深圳的状元。

种种命运的暗示之下,我就选了复旦中文。但那一年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所有人心往一处想结果必然糟糕,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选了“3+1”,“3+2”的学校竞争反而没有那么惨烈。

那年复旦平均录取线比北大要高,我总分差4分没过线。而且那年复旦理科生的成绩据说比文科好,广东省总计招60个,比例应该20个文科生,40个理科生,但那年只招了8个文科生——名额都匀给理科生了。后来还在报纸上看到,8个文科生中的一个还出国了……

那个暑假我等了很久,也没有想到会考不上,但学校里有人收到复旦的录取通知书了,自己一直没收到,好像也没有很强烈的痛感,就是一直玩,看电影,每天去市图书馆。到八月中下旬,都快开学了,终于收到中大的了,还是意想不到的金融系——我的第二志愿第一栏根本不是金融,是法学,完全抄我同桌的。

没想到中大金融比法律系厉害,先调档,当时系里的招生老师大概急于找一个编院刊的人,看到我的档案就很高兴。就这样阴差阳错读了四年金融。那几年里,我几乎是极为缓慢地接受这个现实,也在BBS写了很多东西。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摘选自2017年11月3日在上海万象城言几又书店,文珍、张新颖、颜维琦、吴越对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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