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三月,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安徽省临委,由尹宽任书记,王步文、王心臬、李宜春、周范文、王坦甫、郭士杰六人为委员,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尹宽主持安徽省临委工作后,仍坚持其“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发起暴动。三月十三日,在尹宽的指示下,省临委作出了《安徽政治状况及党的工作方针决议案》,把全省分为芜湖、安庆、六安、阜阳四个中心区域,作为工作重点。七月十一日又作出了 《安徽目前各方面工作决议案》,认为: “我们与敌人比较更直接的斗争在城镇”,统治阶级“在表面上仍能保持平静状态,就是由于我们放弃了城市。我们要从城市中煽起革命的高潮,以动摇敌人的统治,并且最后在城市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①。“我们安徽统治阶级统治下的各城镇空气消沉极了,我们要加紧城镇中的政治运动,以打破这种沉闷的空气”②等带有盲动主义的错误指示。七月,党中央发来关于纠正盲动主义的指示信,尹宽既不贯彻执行,也不向下传达,仍顽固坚持其错误。这期间,王步文等与尹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和排除异己、大搞宗派主义,以及武断专横的工作作风,发生了严重分歧,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并向中央作了汇报。他除负责主编党报《血花》和编写《社会运动辞典》外,还用了大量时间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和开展农运工作,提出应象毛泽东、朱德那样把革命斗争的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因此,他被诬蔑为“潜山代表”、“深山政策”、“右倾机会主义者”。尹宽利用手中把持的权力,曾一度把王步文排挤出省临委。八月十五日,尹宽进而又以省临委名义向党中央报告,要求党中央撤销王步文的省临委委员职务,调离安徽①。王步文以革命大局为重,不计个人荣辱,主动深入到桐城、庐江等革命形势发展缓慢的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亲自领导了打土豪、斗劣绅、减租减息、平均地权的斗争。这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地主仍四处逼租逼债,使广大贫苦农民无法生活下去。王步文便领导农民协会把庐南最大的恶霸地主唐少虎抓来游街。其他地主看到唐少虎的下场,都只得低头屈服,答应租额减半。通过这场斗争,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懂得了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会员发展到二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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