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宇，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
原文刊于《社会》2019年第4期
摘要：通过研究一个全员皆为网络主播的街头乐队，本文发现网络直播行业的劳动控制模式为“人气游戏”。一方面，人气是劳动考核的重要指标，然而，这一看似客观的数据具有很强的可操纵性，劳资双方都能从假人气中获益，利益得到了调和。劳动者默许平台方对数据的操控行为，但同时丧失了对劳动成果及其数量的控制权，无法厘清劳动付出与薪资的关系。另一方面，主播努力提升自己的人气成为平台经济意识形态支配的切入点。强调个人责任的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掩盖了工作不确定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即使面对严重剥削，签约主播仍产生了“命运自主”的意识。“人气游戏”揭示了平台经济模式中劳动控制的两大观念基础——劳动极度商品化和薪资红利化。
引言
晚上9点，A已经很累了，只能倚坐在花坛上唱。从早上9点开始他已经直播了12个小时，唱了超过10个小时。他经常唱对点（12个小时）。对他来说，现在唱歌只有前30分钟很爽，后面基本是麻木的。“累对我来说没什么，早就麻木了。”
为了找回原来唱歌的感觉，A每次唱歌都会摆出在“街头艺人”琴行唱歌时使用的标语“为了梦想加油”。然而音乐理想在渐渐消失，A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粉丝或朋友见到他时，第一句话常常是“你脸色怎么这么差？”（田野笔记，20160927）
2016年夏天，A几乎每天都在武汉Cube广场（化名，下同）做直播。Cube广场是一个很大的步行街，因为一项招募街头艺人的活动，A和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这里，Globe（化名，下同）乐队也在此诞生。随后，网络直播的风潮席卷Cube广场，一时间主播随处可见。Globe乐队的成员也纷纷与直播平台签约，成为签约网络主播（后文简称"签约主播"）。
2016年是网络直播元年。2016年至2017年，直播市场规模的年增长率高达41%。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达4.22亿，网络直播平台数量已超过500家（陈鹏等，2018）。
越来越多的人决定成为全职主播，直播平台也不断地通过媒体塑造网络主播的神话，以吸引更多的“淘金者”进入这个领域。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关于网络主播被欠薪的新闻报道，涉及斗鱼、虎牙、全民TV等多个直播平台。
出于对这个新行业的好奇，笔者对Globe乐队进行了数月的参与式观察。其间，笔者深切感受到网络直播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重塑着网络主播的生活轨迹，同时也了解到网络主播在屏幕后面真实的劳动过程和“薪资内幕”。
在了解签约主播群体的过程中，笔者产生了许多疑问。如本文开篇提到的，为了直播，A几乎牺牲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甚至是吃饭、睡觉的时间，这远远超出了平台方对其直播时长的要求。一方面，网络主播这个“职业”被标榜为工作自由、自主、薪酬丰厚，“睡觉、聊天、打游戏也能赚钱”；另一方面，网络主播又需要拼命直播，而且可能面临严重的欠薪问题。那么，以网络直播为代表的平台经济模式以何种薪资制度控制这些新型劳工的劳动？这些劳动者如何体验薪资制度，如何理解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平台经济的薪资制度是否会带来志愿性服从效应？是通过何种机制制造劳动者的同意的？
文献回顾
（一）劳动过程与薪资制度
劳动过程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资本如何掩盖并获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有三种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机制，即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工资形式以及商品形式带来的拜物教（马克思，2004）。“工资形式”发挥作用有赖于在工人的经验中它被建构为对实际劳动的购买，而非对劳动力的购买，因而工资形式本身暗示着劳动者付出的所有劳动都获得了相应的给付。剩余价值就这样被掩盖了。“商品形式”发挥作用则有赖于劳动力作为商品被买卖时，伪装成遵循了一般商品交易时的等价交换原则。商品间的等价交换已经取得了“拜物”一样的力量（谢国雄，2013）。然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其买卖从来都不是等价的。
在探析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方如何占有剩余价值时，布洛维（又译作“布若威”）发现了全新的“软控制机制”。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内部国家的条件下，工人主动参与“赶工游戏”，陷入自我剥削。此时，资方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通过意识形态支配实现的。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资方利用工人的主体性制造出工人的同意（布若威，2008）。由此，布洛维开创了“制度—观念”路径的劳动体制研究（贾文娟、钟恺鸥，2018），该研究路径关注规范整体生产过程的制度，包括生产的政治性规范工具（如生产过程中的薪资制度、工作规则、奖惩及升迁制度等）及其形塑的政治及意识形态效应（Burawoy，1985；闻翔、周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