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1998年报道，比尔·帕特里克曾是德特里克堡的高级雇员，负责研究细菌战，并监督团队开展工作。他坦言，当美军在偏远地区秘密测试致命细菌时，他本人总是在场。例如，他在1968年前往夏威夷西南一千公里外的海上观测了一场细菌武器试验，彼时美军出动战机将德特里克堡研制的细菌武器投掷到驳船上，而驳船上堆满了数百只恒河猴和豚鼠，在遭到细菌武器攻击后，其中一半的动物命丧黄泉。
与此同时，帕特里克坦言，他的三个同事也在不小心接触了细菌武器后一命呜呼。
一次又一次的生物武器泄漏致人死亡事件使得全美舆论炸开了锅，重压之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在1969年下令停止生物武器的研发工作，销毁现有生物武器，并禁止在美国开展“进攻性生物研究”。自此，德特里克堡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防御性生物研究”。
然而，美军内部的批评人士指出，“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研究实际上还是一回事。因而，民间的反对声浪也并未平息。《纽约时报》1970年7月报道称，和平组织联盟当月发起抗议示威活动，并向国会请愿，要求美军停止研制并生产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一个名为“CBW运动”的反生物武器联盟还呼吁将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设施转变为世界卫生中心。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浪潮，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让步”，据《纽约时报》1971年10月报道，尼克松在当月19日前往德特里克堡，宣布将该陆军生物战研究中心转换为癌症研究中心。
美国联邦政府内的专家盛赞此举，他们认为，对于一个已经拥有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国家来讲，生物武器“几乎无用”，然而也有分析人士怀疑尼克松只是“作秀”，称他这么做仅仅是将为了打造自己“生物武器终结者”的形象，而美军生物武器研制工作恐无实质性改变。
争议持续，周边居民离奇患癌
《纽约时报》1988年刊文指出，在尼克松宣布德特里克堡转型为癌症研究中心后，科学家仍在此地参与他们所谓的“医学防御B.W.研究”，研发可能被用于对付美军的任何细菌武器的疫苗或解毒剂。五角大楼对此已确定了多种可被用于发动生物战的致命疾病，它们均被列在德特里克堡研究名单的首批，其中包括裂谷热、炭疽热和出血热等。
“为此，我们正在从事一种独特的医学防御研究。”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巴奎斯特（Richard Barquist）上校说道。
有舆论继续批评德特里克堡的研究，强调“进攻性”研究与“防御性”研究之间实质上几乎没有区别。对此，巴奎斯特上校表示同意，“虽然就研究而言，两者确实没有区别，但是我们不研制生物武器，这全都是医学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从事“防御性”研究之后，德特里克堡发生了多次污染物泄漏事故，不仅德特里克堡的员工在每日上班时都要“和死神打交道”，而且连实验室周边居民也“折寿”了。
《纽约时报》1988年刊文称，美国国会参议院在为期18个月的审查中发现五角大楼有关研究化学和生物武器防御措施的安全程序中存在“严重缺陷”。
参议院在报告中指出，在国防部对疫苗、药物和设备的研究中，“规章制度不合理、安全措施松懈和安全措施失效等问题的数量自1980年以来已增长了五倍”。报告还列举了德特里克堡发生的涉及生物研究的事故，其中包括火灾与制剂泄漏等。
五角大楼则仅仅对此回应称将对报告进行全面审查，并将与国会一起努力，以确保遵守最佳的安全标准，却对是否会继续生物研究这一问题避而不谈。
但随后的情况并未好转，20世纪90年代初，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还曾发生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
2001年引发全美恐慌的炭疽袭击事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指控嫌疑人来自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这一事件造成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并使2万名美国人服用抗生素，实验室声誉随之一落千丈。
2014年，实验室被曝出现至少37起防护服破裂或穿孔事故。
伴随着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故，居住在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居民们难免提心吊胆。
另据《巴尔的摩太阳报》2011年消息，尽管数十年来德特里克堡周边的居民一直在猜测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可能对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影响，但是美军却对此回应称，陆军已清理了4000吨遭污染的土壤，并在地下铺设了防渗漏层，居民完全是杞人忧天。
研究了过去二十年该地区癌症发病率的马里兰州卫生官员也对此表示，没有发现任何污染物浓度超标的证据，当地居民的癌症发生比率也没有显著高于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