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业17年的化妆师Eny Whitehead就没那么幸运了,曾经在时装周一天为3-4人工作的她,在近三个月内没有任何收入,只能靠着每月1500欧元的政府援助生存。她表示,虽然很多广告拍摄活动已经重启,但因为坐飞机有风险,广告商们只能寻找当地的化妆团队。

不仅如此,由于视频广告的形式限制,品牌对于化妆师的需求大大降低,通常只需要一名化妆师和一名化妆助理。相比于迪奥时装秀场下40名化妆师的规模,这种改变不仅大大减少了化妆师的收入,而且让同行之间缺少交流和启发。

镁光灯下

回到镁光灯聚集的舞台,离舞台最近的服装设计师和模特受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33岁的自由打样师和裁缝Charly Lavado似乎要为自己向往的“自由”买单了。过去八年来,他一直在巴黎为迪奥兼职工作。因为喜欢自由职业者的灵活性,他没有选择留在工作室工作,只在每年1月和7月的时装周前工作两个月左右。在今年3月欧洲各国宣布实施封锁计划之后,包括迪奥在内的所有法国时装公司都取消了临时合同。

“我过去存了点钱,但是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一切都没有进展,我可能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被取消了合同的Charly说道。

Naki Depass在华伦天奴2019年春季时装秀上 图据《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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