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初，南方的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支援北伐战争。而大连农村的农民正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重税盘剥和残酷掠夺。为改变这种局面，邓洁在这年三月的一次地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派共产党员到旅顺的胡家村进行建党活动。两个月后，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基层支部，把革命的种子播向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农村。
五大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满洲省委，统一领导东北三省党的工作，并改中共大连地委为中共大连市委，任命邓洁为满洲省委书记兼大连市委书记③。
一九三四年十月，邓洁经由上海到达杭州，找到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通过他找中共党组织。林风眠派该校秘书长李朴园夫妇陪同邓洁到上海，找到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总同盟的阳翰笙、孙师毅和王尧山，进而找到周扬。邓洁将自己向中共中央写的《出狱报告》交给了周扬，并要求组织上给他恢复党籍和分配工作③。
一九三六年九月，邓洁在去兆丰公园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冯雪峰会面之前被捕。冯雪峰派王学文通知掩护邓洁的房东孟心波、何慧君夫妇，把邓洁的书籍、文稿等都转移了。当敌人第二天押着邓洁到他的住处搜查时，什么都没有搜到。在狱中，敌人使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他，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国难教育社社员，只是一名普通的爱国抗日群众。因敌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和情况，便于十一月由孟心波和新桥小学校长黄克昆具保，释放出狱①。
一九五二年，邓洁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主管手工业工作。中国是个体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对“占有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决议还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邓洁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手工业合作化事业的发展上。当时，手工业合作社还处于重点试办阶段。他积极宣传党的互助政策，宣传列宁的 《论合作制》和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的思想。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提出了“一化三改”的历史任务，邓洁更加坚定不移地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努力工作。针对有的同志只愿搞大工业，认为手工业可有可无的思想，他利用开会、作报告、写文章等种种形式，不失时机地大讲手工业同大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把手工业同大工业的关系，比喻为游击队和正规军，说明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派人到北京市和河北省高阳县等地帮助总结办社经验，采用典型示范、树立旗帜的方法，积极引导广大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他经常用“破铜脸盆熬糖”起家的北京第一食品合作社 (现北京第一食品厂) 和“三把鎯头”起家的上海铁床生产合作社 (现上海第三自行车厂) 的事迹，说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这年冬天，他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朱德在会上作了 《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程子华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组织形式——生产小组、供销生产社、生产合作社。邓洁则着重对三种组织形式的生产管理、产销结合和工资分配等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这次会议确定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对指导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五九年，邓洁参加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研究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方针政策问题，参与了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指示》的起草工作。